光绪年间，中国就像一锅煮糟了的杂豆粥，又稠又糊，还带着股馊味儿。

那年头，铁路这东西，不是稀罕物，是催命的符。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咣当咣当一来，把运河上的船家、陆路上的脚夫、码头上的力巴，全惊着了。饭碗这事儿，说小不小，说大不大，可一家老小指着它活命呢。洋人倒好，咔嚓咔嚓铁家伙一开，这饭碗也就端不长了。

乡下呢，穷得叮当响，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三分。你苦，我也苦，苦到一块儿去了，就容易想不开。想不开就想撒气，找谁撒？洋人呗。乡下人实诚，不懂什么经济大道理，就认准一条：因为洋人来了。

老天爷也跟着凑热闹。光绪二十四年，黄河发了大水，山东几百个庄子泡在水里，人跟鸭子似的扑腾。四川、江西那些地方也没逃过。到了光绪二十六年，华北大旱，土地裂得能塞进碗口大的馍。老百姓看着天，心里头琢磨：这是得罪了哪路神仙？

读书人摇头，说这是洋人修铁路挖断了龙脉；当官的叹气，说这是洋人传异教惹恼了老天爷。什么龙脉地气，什么风水堪舆，什么天地人合，这一笔笔帐都算在洋人头上。

这么一来二去，光绪二十六年，义和团就这么闹起来了。说起这事也怪，这么大动静，没个正经头儿，也没个章程，全凭一股子气在撑。可话说回来，那年月，谁不是凭着一口气活着呢？

想想也怪有意思的：一边是洋人的铁路、电报、大机器，一边是老辈人说的龙脉、地气、风水讲究，新旧搅在一起，像一锅没煮熟的杂合饭，吃着别扭，扔了可惜。这就是光绪末年的中国，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年头。